【先秦文论】《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中的文学观念

在先秦古籍《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中，已有一些与文学批评有关的言论，它们反映了早在儒、道等学派产生之前人们的文学观念，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 美刺和言志。在《诗经》诗的少数诗篇中，有些作者表达了自己写诗的目的和态度，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表现出朴素的认识。例如：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履》）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

家父作诵，以究王汹。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

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

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大雅•系民》）

这些例证表明：在我国，很早就有将文学创作与社会和政治相联系的观念。这种通过创作诗歌对政治情况和人物进行赞美和讽刺的观念，在以后的《诗大序》中，就发挥成为“美刺”说。这些例证也表明：在很早的时代，人们就把诗歌看作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发露。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概括，就是所谓“诗言志”。

美刺和言志都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诗歌的一种认识：作者通过诗歌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对于社会中人和事的观点和态度，并且希望诗歌对社会、政治发生影响。这种认识，虽然到汉代才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但其萌芽和成长时期却早在先秦时代。

• 观志和观风。从作诗、赋诗的角度说是言志，是美刺;从听诗的角度说，就是“观志”和“观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赵文子请郑七子赋诗时说:“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又昭公十六年记载韩宣子对郑国六卿说:“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

“观风”见于记载比较晚。《礼记•王制》说:“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

文志》更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虽然周代未必有完备的采诗制度，但可能有过采诗观风的事实。据《左传》、《国语》记载，西周的开明统治者很重视从诗歌中了解下情，以利于改进政治。

• “三不朽”。《左传》、《国语》中还记录了一些人们关于言辞的说法，也关系到文学批评，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记三不朽之说，就对于后世很有影响：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

曰：“……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穆叔的三不朽之说， 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一种看法， 它表明了他们对于言辞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言辞很重要，可以使人不朽，但其地位在德行、功业之下。虽然这里的“言”，主要是指有关德教、政教的言辞而不是泛指，但到了后世，这三不朽的说法常常被用来作为讨论文章著述以至一般文学创作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