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司马迁的文论思想

【古代文论】司马迁的文论思想

作者:yiwang666 时间:2019-05-20 分类:未分类 评论:0条 浏览:165

西汉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创作了《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字史纲要》)。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史记》的写作,文论思想也与《史记》密切相关。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创作上要如实反映古往今来的生活,做到创作要以作家实际生活体验和考察为基础。“实录精神”还进一步体现在“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上。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寻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既写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知人善用、深谋远虑的政治水准,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

“实录精神”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许多史学著作在写作态度上继承了司马迁的秉笔直书,同时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所沾溉,杜甫的“诗史”、明清时期的时事传奇剧目都说明了这一点。

“发愤著书”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中都有体现,两处表述大致相同。孔子有言“诗可以怨”,屈原《惜颂》有“发愤以抒情”,《淮南子·训齐俗》也有“愤于中而形于外”,司马迁继承了这些说法,并结合切身遭遇,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到,历史上的优秀作品,是由于作者在社会生活中遭遇了重大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作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愤”或“怨”并非一己之私怨,也不是违背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一己之愤,而是合乎正义、坚持良知、伸张凛然正气的在公正范围内的“怨”和“愤”,既所谓“公正发愤”。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表述了创作《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既是想要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体现了董仲舒“天人感应”对司马迁文论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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